张仃曾是一个在繁荣大上海成名的年轻艺术家，千难万险来到西北小城延安，参加革命。他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国徽使他成为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师;他是著名画家毕加索的中国知音……他的儿子张寥寥认为他拥有红和黑两种颜色，是个对比非常强烈的艺术家。

从爱国学生到革命青年

父亲张仃是辽宁人，因为从小有艺术上的天分，家里就送他到北平学习艺术。到北平不久就赶上“九·一八”事变。父亲一下就成了一个“流亡学生”，祸不单行，他带的钱还被一个老乡给卷走了。当时，张恨水在北平办了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父亲前去报考。张恨水发现父亲交不起学费，但很有绘画天赋，就免了他的学费。1932年，父亲顺利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那个时候父亲才15岁。

后来，父亲和建国后《红旗谱》的导演林子峰，还有一个姓陈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3C漫画社，漫画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那时候，宣传抗日还为国民党当局禁止，再加上用了3C漫画社这样一个敏感的名字，3C被国民党当局当作是与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有关的意思，把3C漫画社当成了共产党的组织，把他们一批学生都抓起来了，当局发现他们岁数太小，父亲就被关押到了苏州反省院。

正是在苏州反省院期间，父亲才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反省院里的共产党人教育他抗日救国的道理。父亲逐渐从一个有些民族忧患意识、想画一点漫画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学生，变成了一个对共产党心向往之的革命青年。不久之后，中共地下党以“年幼无知”为理由，把父亲保释出来。父亲临时住在苏州电影制片厂，以给杂志画漫画为生。

漫画投稿出了名

父亲把稿子投到了张光宇主办的《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这两份刊物是无党派报刊，资金充裕、印刷精美，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漫画杂志。父亲是个无名小卒，他投稿就是碰碰运气，甚至连地址都没有留下。没想到，一个月后在书摊看到的《上海漫画》用了他的漫画作封面，中间加了彩页，做成了特刊，署名竟是漫画名家精选。父亲于是就坐上火车去上海找《上海漫画》杂志社，那时候上海有丁聪、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一批漫画家。

在这个时期，父亲认识了母亲陈布文。她是鲁迅的学生，写过很多杂文，文笔很犀利，对世俗看得很透。父亲和母亲的相识还颇有些意外，正值抗战初期，日军轰炸上海，父亲和母亲躲进同一个防空洞，在那段时光里，相互交谈、相识、相知。

抗战爆发后，父亲参与抗日漫画运动，不久政府向重庆撤退，叶浅予组织了一个抗日艺术宣传队，一边画漫画、开画展，一边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父亲提出：“既然日本人在北方，我们也应当去北方”，叶浅予不愿去。父亲就自己带着一批比较积极的青年去了榆林。

给毛主席写信想留在延安

父亲到榆林就是为了有机会去延安，但那时要去延安非常困难。父亲正好搭上了国民党的一位抗日将军石化岩先生的便车。这位石先生因为抗日分歧和老蒋的关系搞崩了，他决心解甲归田，在还乡路上也想顺路到陕北去开开眼。在统战背景下，石先生到延安被当作贵宾，受到了隆重欢迎，父亲就也蹭成了个年轻的贵宾。石先生走了以后，组织上希望父亲回上海或者回到大后方继续画画。可父亲觉得延安真是太好了，决心留下来。

那时候，延安方面对从上海和南京来的人都很怀疑。没有组织上的介绍，又是跟随一个国民党将军来的父亲自然就被怀疑是特务。父亲是一个艺术家脾气，为了能留在延安，父亲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说：“你们口口声声欢迎抗日青年来延安，怎么我真来了你们又要赶我走呢?”毛泽东就给父亲回了封信，让他拿着这封信去找周扬。就这样，父亲就顺理成章成了鲁艺的教员。这个时期父亲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近，但他并没有入党，还属于党外人士。

抗战结束后，由于父亲是东北人，党组织就把他派到东北做宣传工作，在那里成立了“东北画报社”，这是共产党第一份有彩页的、印刷精美的画报。

为开国大典辛勤劳碌

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了北京，同时父亲也从东北调到北京，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印刷精装硬皮的彩色画册。这本画册后来成为送给各国来宾的礼品之一。

为开国大典包装新中国的事情，差不多都是父亲主持的，他带人重新设计和布置了中南海怀仁堂，设计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路线，怎么安排好、怎么走效果好，最初的方案都是他画的图，就连天安门上挂灯笼都是父亲带着人干的。周恩来想起来建国要有开国的邮票，又赶紧叫父亲去设计，所以新中国最早的邮票也是他亲手设计。

主张国徽中应有天安门

在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周恩来指示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小组：张仃、张光宇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小组：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央美术学院组以延安来的艺术家为主，清华大学个个学富五车，差不多都有留洋的经历。

清华大学设计组设计的方案，从中国统一的角度出发，也就是以一个大孔玉璧为主体，取完璧归赵的意思。中央有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有国名、五星、齿轮，中央缠着绶带，比较古典。父亲多年跟随共产党，所以参照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国徽，设计了天安门，麦穗、绶带和五星。林徽因认为西方的国徽中没有放建筑的先例，把天安门放进国徽中不伦不类，天安门是封建的象征。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五四运动之后，天安门被赋予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意义。

最后毛泽东拍板，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周恩来说，清华组知道怎么画标准的设计图，两个组就一起做吧。所以国徽的产生是集体创作的，最后由清华组做了设计图。父亲带领工人制作了第一面国徽，他亲自带人挂上天安门城楼。

中国画往何处去?

建国之前，父亲由于工作需要，从画抗日、反蒋的漫画，到设计装潢什么都做。实际上，一直以来他的理想是到中央美院搞艺术。在接收中央美院的时候，当时中央美院还没有国画系，父亲就到了彩墨画系当书记，和李可染住在一个院子。

1954年暑假，我10岁了，放假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就跟着父亲和李可染上中央美院看小人书。他们一路聊天，主要内容就是“中国画向何处去?”。

艺术上的事情是争论不完的，当时认为国画不适合画宣传画，不如彩墨画好。政府要求，国画一律改成彩墨画，这样一来中国画就消亡了。但如果还像以前画清朝风格的国画，也与新时代的风貌不符。如何拯救国画?父亲和李可染商量，提出国画题材可以画中国的大好河山。过去的文人画是不写生的，新国画讲究写生、画真的山水。新国画的思路就在他们这样边走边谈中诞生了。父亲就和李可染、罗明几位画家，一起去江南写生。回来后开了一个画展，宣告了新国画的诞生，国画从此有了新生命。

来源：《天天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