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我国著名艺术家、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949年，张仃设计了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并同时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以及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1950年，他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

15岁一进关就变流浪汉

张仃，1917年阴历五月十九日生于辽宁北镇县医巫闾山下周屯，那个地方，被人戏称为“只出白薯和胡子”。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上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九一八”事变，张仃流亡到北平，那时是15岁左右。用张仃先生现在的话讲：“15岁以后一进关，就变流浪汉了。没有家了。”

从东北去北平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小知识分子在张仃的家乡流浪，他琴棋书画都会一点，自称是北平人。张仃的父亲就把他请到家中，来教教张仃。张仃正失学在家，他所读的中学的校长校董因为同情山民暴动，被军阀汤玉鹿的部下给枪毙了，学校也被砸烂，军阀的理论是“青年识了字，就会想入非非”。张仃跟着那个“北平人”学习了一阶段书画，“北平人”提出要回北平，并对张仃的父亲说，张仃可以去北平读书，他家有房子，尽管住。他拿着盘缠和张仃的学杂费用，带张仃上路了。火车到了天津，他对张仃说要去会几个朋友，就带了张仃下车，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吸完大烟挟资溜掉了……经过一番周折，张仃才从小旅馆脱身，去了北平。

　不满“美专”组织占地宣传队

在北平街头，张仃看到一个广告，是张恨水任校长的美专招生，校董有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当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正走红，张恨水其实是利用自己的名声，为他弟弟张牧野帮衬。张牧野毕业于“京华美专”，自己任教务长。张仃投考的是国画系。张仃先生回忆道：“一到发榜，我排在16还是14名，记不清了。一共招生三十来名，我在中间。当时什么都考，我数理化不行，国文和画画分数算已过关了。”

考上美专后，张仃给他父亲一封信。因为他父亲虽然对学画支持，却不同意考美专——认为会饿肚子的。张仃在信中说，美专毕业后的文凭相当于大学文凭。大概是这句话打动了他父亲，就寄来了一百元钱。张仃用这交了学费、住宿费后，也就没钱了。没多久，日本人占据热河，张仃的父亲也失业了。美专在东四十一条，东边有个南小街，是朝阳大学的所在地。大学里设有“东北流亡学生简易食堂”，属救济性质的。张仃就去那里喝点稀饭，吃两个窝头。冬天的时候，连棉裤也没有，只穿一条灯笼裤。在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之外，张仃的精神生活更加苦闷。张仃先生说：“这个学校没有内容，很腐败。大家闺秀在那里勾工笔，画仕女，这种空气底下，我很难忍受。”于是，张仃串联了两个学生，组织起战地宣传队。

一位东北军的下级军官说，从张学良到东北军都愿意抗日，只有蒋介石不愿意。你们不要向我们宣传了。这时候的张仃才知道中国的抗日问题很复杂。苦闷之中，他开始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一本《伪自由书》经常放在身边时时翻读。也就在这时，张仃开始画漫画。他画了《有吏夜捉人》、《焚书坑儒》等三十几张漫画。《焚书坑儒》用的是民间水陆道场画的画法：阎王是蒋介石，一帮小鬼在活埋左翼作家。丁玲被关在铁笼里，还有几个小鬼拿着铁链，在追挟书而行的鲁迅。正遇到美专校庆，通过努力，独辟一室展出了。刘半农来参加活动，看到这些漫画很高兴，一了解张仃是东北人，生活很苦，就把张仃介绍给成舍我——他是《世界日报》的社长。张仃上半天去《世界日报》上班，设计广告，下半天返校听课，半工半读到被国民党宪兵拘押时结束。

与凌子风共同被捕

当时，北平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差不多全被破坏了，只有一个“文化总同盟”还在活动，他们看到张仃的漫画，通过考察，提议张仃把左翼美联恢复起来，让他负责组织部。张仃就往各学校跑，找进步学生。1934年夏天，张仃去美专同学凌子风家(凌子风，当代大导演，其时在西画系学习)，他和凌子风被埋伏的宪兵逮捕了，让他们登报声明退出，就能得到释放。他们拒绝。关了将近一个月，就把他们用绳子绑着，一长串，有二三十人，从东四押到王府井，又押到车站。宪兵还向观望的市民吆喝：“看，看，共产党的下场!”当初张仃还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把大部分进步青年，赶到共产党那里了。押到南京后，张仃与凌子风都被判了三年徒刑，送“苏州反省院”。张仃先生现在还能记住部分判决词：“念其年幼无知，改送苏州反省院。”

1935年5月，18岁的张仃经艺专同乡帮助，由苏州电影制片厂保释出狱，去了北平。

将破房子改成“作家俱乐部”

1938年，张仃到延安，他发现一个很大的破房子，在他看来，这正是旧中国的缩影，他不能看着它破败。他立即为残破的大房子勾画设计图，修补、粉刷、装修，亲力亲为。没过多久，破房子焕然一新。张仃和他的搭档作家萧军，把这处简陋的“新房”装饰成了别致的场所，取名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作家俱乐部”成为张仃用审美理想改造中国的一次袖珍实践。

他还在八路军生产成果展览会上给延安工农业产品做包装设计，为《抓壮丁》等话剧设计舞台布景，甚至连秧歌队和一些文艺团体的服装也是张仃创意的。设计“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会徽”时，他用一团火簇拥一把钥匙，寓意真理和光明被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

设计国徽坚持使用天安门元素

在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张光宇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国徽创作组的另一主创者，对张仃的方案创作也给予了重要帮助。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是年，张仃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

开国大典创造性使用宫灯装点

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挂上去8个大灯笼。运用巨型宫灯这一传统文化语汇，在天安门上增添了出彩的中国符号。同期，张仃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室内环境。微观方面，张仃继成功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之后，又完成了全国政协会议邮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票和成立10周年纪念票的设计。从宏观到微观，张仃为新中国的形象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急需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形象。通过重要展会进行的国家涉外宣传，几乎多由张仃领导或执行。1951至1956年间，张仃曾将展会设计送往布拉格、莫斯科、巴黎、华沙、莱比锡、罗马。中国的汉画、蓝印花布、民间剪纸、江南园林，是他采用的东方文化的视觉形象，引观者如潮。一些由他设计的场馆被奉为经典，上了所在国邮票画面。

1959年，张仃任美术组长，主持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工程美术设计。虚怀若谷的张仃，处理如此浩大、庞杂的美术工程，举重若轻。

“文革”期间十年未动笔

“文革”开始后，生性耿直的张仃首先受到冲击，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女儿被下放到云南，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判了死刑。从那以后大约有十年时间，张仃没有动笔，这其间，一场从未有过的心理危机袭击了他，他开始深深地厌倦生活、厌恶颜色和人。

四人帮倒台后，张仃很高兴，并从此开始了焦墨创作。焦墨山水最能还原苍劲、宏阔、有力、具有金属感的画面。

1979年，历史再次将机遇与重任赋予张仃。他创作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哪吒闹海》和《燕山长城图》大型壁画。北京长城饭店、香港中银大厦等重要建筑，也有张仃的杰作。1978年，张仃任美术总设计，完成了动画片《哪吒闹海》，对中国风格的动漫及儿童绘画读物，影响深广。

晚年的张仃，铺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壮美宏阔的焦墨世界。这个秉持完美主义理想的世纪老人，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处自己选材、自己设计的山屋里，每日课读鲁迅。有时对着外面的世界，他会重复他的名句：“美盲比文盲多”。

16岁“初遇”毕加索

张仃第一次与毕加索相遇，是1932年在北平美专读书时，那时他年仅16岁，刚从东北流亡到北平。在一位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他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震撼了。毕加索的作品，尤其是“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那些表现下层人生活的作品，在他心头唤起了强烈的共鸣。那雄强的气质、丰沛的激情和自由的表达，给正处苦闷和焦虑中的张仃以极大的刺激。本来就对学校保守风气不满的他，现在更加无心临古，画那种高冠贵胄、闲情逸致的文人画了。在美专一周年的展览会上，张仃公然以丈二宣纸，画了一批罗汉鬼怪之类，结果引起先生与同学们的极大嘲笑。

两年后，由于接近共产党地下组织，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张仃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的名义判处三年半徒刑，后“念其年幼无知”，改送苏州反省院。在狱中，张仃利用狱方让他办“自新报”的机会，以漫画的形式揭露社会黑暗，其中一幅作品就是他凭记忆复制的毕加索的《小丑》。在毕加索的创作中，小丑是反复出现的形象。英国作家罗兰特•潘罗斯认为，毕加索的小丑是有良心和正义感并且富于智慧、勇于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民间英雄。通过这个小丑，张仃对社会的愤怒与批判得到了表达。

因毕加索一生受过两次打击

毕加索在现代绘画史上引起的最大震动与争议，是他的“立体主义”与魔幻式的“变形”。1907年《亚威农少女》问世时，西方绘画界几乎无一人理解，甚至连他最亲密、也最前卫的伙伴布拉克都不例外。然而，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变形”，对张仃却极为自然。1940年在重庆，张仃看见了毕加索经过立体主义之后的第一幅画《椅子上的黑衣少女》(1937年)，兴奋得不能自持。

然而，在那个年头，作为毕加索的知音，张仃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回顾张仃的一生，他因毕加索受打击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延安，第二次是“文革”，两次打击对他的人生和艺术历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后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艺术方向，给他的艺术注入了一种沉郁悲壮的生命新质，使其升华到了新的境界。

在延安鲁艺成为“三大怪人”之一

1938年张仃一到延安，就遇上了麻烦，原因很简单：他将在上海、南京流浪时的自由艺术家做派带到了革命圣地，成了延安的“三大怪人”之一。在鲁艺的讲台上，张仃对素描、透视、解剖之类不感兴趣，却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讲现代绘画的色彩与变形规律。他甚至还为延安的文化人画了漫画肖像，手法很夸张，还在鲁艺办了展览，据说萧军被画得像土匪，刘白羽像只小白兔，华君武瞪着眼睛，嘴里还说“妈的”。这样的东西，理所当然引起了鲁艺领导的注意，在为此而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发难，说张仃是在“丑化革命作家”。这样的批判，张仃闻所未闻，当然不会服气。

受了这次批判后，张仃的创作兴致大减，中止了多年的漫画创作。

1956年与毕加索会面

比起第二次打击来，第一次打击只能算小菜一碟。第二次打击是致命的，差点置张仃于死地，其最有力的发难者，仍然是他延安时代的同行。

在这个灭顶之灾到来之前，张仃有过一段比较宽松的时光。上世纪50年代初，张仃多次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出国主持了一系列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的设计，到过的国家有苏联、瑞士、捷克、波兰、法国和意大利等，这使他有机会亲睹欧洲各个时期的绘画作品，了解世界美术的最新潮流。1956年的巴黎之行对张仃显得不同寻常，因为在此之前，他去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次不同，是资本主义的法国，而且是他崇拜已久的毕加索旅居了大半生的国家。张仃预感此次出国极有可能见到毕加索，为此，他提前准备了自认是最好的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他相信，毕加索见了这对门神，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张仃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就在这时，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法国访问，团长由已在巴黎的冀朝鼎担任。张仃接到文化部的电报，奉命加入该团，一入团他就提议：去法国南部的戛纳拜访毕加索。由于毕加索的法共身份，这个建议立即通过。通过法中友好协会的联络，代表团一行来到毕加索居住的加里富尼别墅。30年后，张仃还清楚记得——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当时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领着我们先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华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画家，他卖一幅画的价钱，可以购买他一生用不完的绘画材料。可是，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除了他的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弹簧……所有这一切，这位艺术家好像一点没意识到。他的工作室里，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新作。可以想像到，他的全部注意力、思想、感情、心灵和生命都投入到艺术的世界中去了。他惊人的艺术劳动和异常旺盛的精力，十分令人佩服。

这无疑是一个艺术家对自己偶像的细致观察。代表团一行中，真正对毕加索知根知底的，就数张仃，这使他自然地成了拜会的中方主角。然而，由于严格的外事纪律，加上翻译上的问题，宾主双方未能尽兴地交流，但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张仃邀请毕加索到中国来访问。对这一邀请，毕加索思索了一下，说：“中国太好了，但我年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上)又有一个大的变化，自己会受不了。”这个回答很见毕加索的个性，毕加索是一个少见的艺术创新狂，每一次生活环境的变化，都会引起画风的改变，然而这时的毕加索已是76岁高龄，不可能再像过去消化非洲艺术那样去消化中国艺术;第二，由于女政工干部的阻拦，张仃为毕加索准备的礼物——那对门神版画，未能送出，理由是：门神代表封建迷信，不宜送外国客人，以免闹笑话，影响新中国的形象。于是，张仃将另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礼物——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了毕加索。这份礼物果然给了毕加索很大的震撼，因为就在张仃访问毕加索之后不久，张大千也去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说着他向张大千展示了自己学齐白石的中国画习作。

总的说来，这次拜会不失轻松愉快，因为毕加索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人。拜会快结束的时候，毕加索把大家让进休息室，在一面大镜子前，他穿上西班牙骑士的服装，戴上面具，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逗得客人大笑不已。毕加索说：“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同，我是西班牙人，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就以此来自娱。”他还将刚刚出版的一本小画册送给了张仃，用红蓝两色笔，按照名片写了“张仃”两个中文字，又画上一只奋飞的和平鸽，并和张仃合影留念。

合影照片上，76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的肩膀，穿着随意，笑容亲切，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张仃则西装领带，身子笔直，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这一老一少，个头相仿，亲密之状，宛如父子。

“文革”中销毁数百张画作

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与后果不可小觑。碰巧的是，就在拜会毕加索后的第二年(1957年)，张仃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第一副院长。走马上任后，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等人的作品，为创造一种新的画风做准备。1960年，张仃终于有机会带学生去云南各地采风，此次采风历时整整半年，到过的地方有昆明、大理、丽江、思茅、镇远和西双版纳。

从云南回来后，张仃根据写生稿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学院办了一个汇报展，引起强烈的反响。但这次展览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它意味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个人表现，以及脱离党的领导。张仃鲁艺时代的一位同事看了这批画后，当众说：“这是毕加索加城隍庙”。依当时的语境，城隍庙总是和封建迷信连在一起，而毕加索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毕加索加城隍庙，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是后来严厉扫荡的对象。奇怪的是，张仃对这一切仿佛毫无觉察，不但不收敛自己，反而一发不可收拾，陷入创作的狂热，到“文革”前夕，已积攒了数百幅这样的“毕加索加城隍庙”，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提供了现成的证据。

“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其实并不是愚昧无知的红卫兵，而是对绘画有相当知识的同行，并且还是鲁艺时代的同行!看一看他们在“黑画”批斗会上对张仃装饰画的肆意歪曲，就可以了解人性的另一面。《苍山牧歌》的人体变形比较厉害，便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还有更阴险的：静物画《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个彩陶罐里，有人硬说这是一只骨灰罐，将象征红太阳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该死的?

至此，张仃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通知替他保存那批装饰画的最信赖的友人——现在的爱人灰娃，立即将这批作品销毁。灰娃这时已将这批作品转移到陕西老家保存，在张仃的一再敦促下，只好让她的家人全部销毁。于是，数百幅张仃的心血结晶，就在灶膛中化为了灰烬。

文/摘自车前子《张仃先生和他的照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