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森：字树庵，号海，幼年自号刘五先生。1937年生于上海，祖籍天津武清。1962年夏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山水科本科毕业，同年秋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法书绘画的临摹复制和研究工作至今。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特聘教授、日本白扇书道会顾问、日本书道研究会顾问、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委员等。刘炳森自小严格临帖学书，1949年11岁时便名扬乡里。1957年19岁时因其文采、书法超众，被当时研究书法的权威机构“中国书法研究社”破格吸收为最年轻的社员。书艺向以隶、楷著称于世，并兼长行、草。传统功力深厚，书风凝厚稳健而又俊逸潇洒，其出版物总发行量达200余万册，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

我从小家传习字，初中时开始练习隶书，但一直未得到过名师指点，不得要领。十几岁就崇拜刘炳森老师的隶书，除了临《张迁碑》、《乙瑛碑》、《曹全碑》等隶书名碑以外，就是临刘先生的隶书了。初见刘先生的面是在 1993年夏天，他是我的书法恩师赵家熹先生介绍我认识的，记得那时他还住在北京朝阳工体北里，赵先生带我和另外一个师兄去他家里拜访他，当时就是泰斗级的隶书名家刘炳森先生非常热情的招待了我们，他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为人谦和，言语直率，我是带着作品去他家的，先生给我详细的作出了具体的点评和指导，虽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指导却似菩提灌顶，甘露入心。深感上天对我不薄，得益于赵大师和刘大师两位大师的指导与提携，那天刘先生还请我们吃的晚饭，以至于半天时间都如同在梦里。这之后我跟刘先生前前后后共学了二年的隶书。刘炳森老师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在艺术上一丝不苟，但对于求进取的年轻人，又是经常提携和宽容这二年是对我在书法人生当中影响最大的二年，也是根本上转折的二年，可以说是二年学技，终身受益。

刘先生作为当时大师级的书法家和中国书协副主席，也算是收入比较高的了，他有的地方花钱很大方，比如为家乡、为社会、为贫困学生、为“何二水书法教育基在金”慷慨解囊捐款达300多万元。这300多万元钱（相当于现在的2-3个亿），这些钱都是他用笔蘸着墨汁，在宣纸上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每一笔都是他付出的心血啊！他确实富足了，可他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兄弟，他没忘记对社会的奉献。但他自己却非常简朴。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大书法家，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和出国访问，都是在离他住地不远的工人体育馆的小地摊理的发。

刘先生非常的博学多才，知识渊博 。 他先后出访了南北美洲、欧洲和东南亚各国，举办展览和讲学。出版有多部书法作品集，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紫垣秋草》等。其山水画注重以书法用笔入画，画风朴茂淳厚；然而多年来，其画名却为书名所掩。他的隶法在坚实的传统功力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在当代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世称“刘体隶书”。

刘炳森以隶书立足当代书坛，是当今最著名的隶书书法家，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书法家，争议的焦点便是刘炳森隶书的雅俗问题。刘炳森先生从他出名之日起，就将自己置身于这种争议之中。这固然是书家个人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从隶书的发展来看，这种书体确实与“俗”更为贴近一些。首先，最初的隶书使用于下级官吏———或可直接呼之为“俗吏”中间；其次，隶书的点画在五大书体中是最简单的，书体本身便有“俗”的特征；第三，成熟的隶书具有工巧、秀丽等世俗的审美特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隶书作为一种书体，它本身便具有“俗”的意味，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俗书。

隶书是一种最好写的书体，同时也是一种最难写好的书体。说它最好写，因为他的笔画最简单；说它最难写好，因为它的笔画过于简单。所以，有人一天就学会了写隶书，但一辈子也未能把隶书写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代书法家用心于隶书者便为数甚少了。

隶书为其极致，而汉隶又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西汉隶书风格拙朴，风神接近篆籀，相对高古一些，“雅”一些；东汉隶书则趋于工整秀丽，相对“俗”一些。刘炳森隶书，主要取法《华山庙碑》、《乙瑛碑》，面目与二碑极为相似。对《华山庙碑》，前人评说竟不能一致。清朱彝尊于《西岳华山庙碑跋》中云：“汉碑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唯延熹《华岳碑》变正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而刘熙载于《艺概》中则称“若《华山庙碑》，旁薄郁积，浏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康有为云：“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庙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致之妙无多。”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致之妙无多。”（《广艺舟双楫》郭宗昌则跋曰：“割篆未会，时或肉胜，一古一今，遂为隋唐作俑。”显然，同样一块汉碑，个人的看法竟然相左如此。撇开个人偏好，我们看到的《华山庙碑》点画宽扁，波画明晰，结构紧凑，字字匀称，章法布白（其实是布黑）也极为停匀，无疑是彻底摆脱篆书的标准隶书。朱彝尊所谓“方整”、“流丽”颇能中的，而“奇古”则纯属子虚乌有。康南海的“淳古之气已灭”倒是颇为中肯。所以，《华山庙碑》纯属清秀华丽一路汉碑，是成熟汉隶的代表作，风格近乎甜俗。刘先生钟爱的另一个汉碑《乙瑛碑》与《华山庙碑》情趣相近，是他风格的补充。虽然刘炳森也学过《张迁碑》、《石门颂》等其他风格的汉碑，但他的吸收是非常谨慎的，他学习《张迁碑》只是为了克服《华山庙碑》的飘浮；而对《石门颂》的学习，则又是为了克服《张迁碑》的拘谨。刘炳森隶书的面目，始终离《华山庙碑》不远，但后期他的隶书偏重于《石门颂》，借鉴的更多些。

刘先生的隶书首先 在用笔上，讲究匀净。刘炳森老师的隶书中很难看到飞白笔法，他似乎在极力回避这种笔法，而对线条的滋润、光洁有着骨子里的偏好，在用笔的力量分配方面，刘先生也处理得非常“公平”：横画较粗，竖画较细 ， 章法上，字每行端正笔直，壁垒森严，仿佛一个无比严肃的仪仗队！可见下了极大的功夫。

隶书的地位在中国书法历史中极其重要，汉隶成为当前隶书的主体审美倾向。从简帛等书中汲取养分，特别是取法明清的隶书风格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形成了多元格局，这对隶书的发展起到了前瞻性的作用。刘炳森隶书走的是方正端庄的路子。在方方正正的基础上写出变化，写出风格，这其实是一条最艰难的书法创作之路。刘炳森的隶书师古而不泥古，将历代碑帖的精华汲为己有，在隶书的变化、笔道繁简的处理、行气章法的安排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特点鲜明，自创一体。 几十年来，书法界对刘炳森隶书的负面评价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干脆贬低他的字是“美术字”、“馆阁体”。但更多的人持和我相同的看法就是：刘炳森的隶书融历代碑帖风格于一体，是古今隶书之集大成者。

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曾经在一次中协大会上说过，汉隶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汉代这个大时代大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到了唐代出现了唐隶，汉隶与唐隶有许多共性，但是姿态不一样，总体风格上看是端端正正。现在有人为了求变求新，将汉字习惯的写法加以改造，长笔画写短，短笔画拉长，故意把汉字写得东倒西歪。这当然是一条比较容易出新的路子。但在方方正正之间，在五千年中国文字史的基础上写出新的面貌，新的风格，这才是最难的事。

刘炳森老师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他认为丢掉了书写汉字传统，就丢掉了书法的根本。对刘炳森隶书极为推崇的张飙曾对书坛存在的诸多问题表示担忧，“首要问题是字体变化，把汉字结构拆散，写得东倒西歪，字不像字，画不像画，以丑为美，以怪为美，中国老百姓既认不出写的什么内容，又看不出什么地方美，这还叫中国书法艺术吗？”现在看来那就是“丑书”，甚至可以说是《江湖体》，把“丑书”当个性，还到处诋毁谩骂别人，就是嫉贤妒能了。书法作品首先要让人读得懂，看着美，刘炳森隶书突破了汉隶“一波三折”的传统体式，融入了许多行草笔意于隶书之中，加强了隶书用笔的动感，凸显了一种雅俗共赏的情致，将隶书创作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著名书法家邹德忠老师也是隶书大家，还就刘炳森人生各个阶段的隶书曾进行过学术探讨。“刘炳森隶书和他的人一样，经历了青年、壮年、老年，他的字也逐渐从‘貌秀’、‘骨秀’步入‘神秀’，最终走向了成功。”

纪念刘炳森的深远意义在于，探讨当代隶书的传承与流变、创新与发展，进一步推动书法事业特别是隶书艺术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从古到今，隶书书坛上，大概没有第二位书家能像刘先生这样将隶书写得如此标准、如此到位、如此严谨。像刘炳森先生这样毫无浮躁之气，深入继承传统的精神，几乎需要所有书家认真学习。

当然了人无完人，是人都会有不足，刘先生也许确实存在着人们所评论的那样缺乏了一种求变的东西，孙过庭有“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说，刘炳林老师可能是过于求稳。不过我认为无论有什么样的争议，大家都要抱着正常、公平的态度，不要人身攻击，客观的来讲。其实无论怎样评价，谁都不可否认刘炳森大师的隶书将会永远载入中国书法历史史册，他的隶书大师的地位不可动摇。

刘炳森先生虽然已离开我们13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为人、他在书法艺术成就都给我们留下了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愿他化作春飞鸟，展翅高天入云端；愿他翰墨化春雨，点点滴滴润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