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隐忍”与“抗争”已成为描述北平文化界的关键词，不知道是不是还应当有一个词：“同胞情”。

1935年，蒋兆和到北平开办画室，1936年他在他的画室开了个小型师生画展，报纸做了宣传，美术界活跃人物王石之，储小石，王青芳，安敦礼等画家均来捧场。其实真实情况是他的画室办不下去了，生活来源成了很大问题，于是画展结束，蒋兆和带着有些心灰意冷的思绪离开了北平，回到阔别15年的老家四川。

1936年9月，他先回到老家泸州，却发现父母过世后的老院子依旧散发着大烟的晦气，已经在上海打拼15年的蒋兆和已经不能再回到原点，接受破败、老旧的生活。 他只住了一个晚上，把他为父亲塑的塑像摆在正堂，便匆匆去了重庆。重庆有他的远房哥哥蒋伯荘，银行家蒋伯荘正在家养病，热情收留了他。蒋兆和立即给他在上海美专任教时的学生屈义林写信，他想了解四川的环境，想找到一份工作。屈义林回忆：“1936年，我在成都时，日寇大举进攻中国，蒋先生有意到成都工作，我回信劝先生慎重考虑。”（屈义林，《义林奇遇九十年》）蒋兆和明白四川很难找到适合他艺术发展的工作，长久寄居在远房哥哥家也不是个事儿。于是1937年4月，蒋兆和再次又回到了北平。

不过这一次回到北平与一年前离开北平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心灰意冷”变成了“信心十足”，是有钱了？不是，是有了作品，有了冲破千年传统，前不见古人的崭新的水墨人物作品。

果然1937年6月的蒋兆和个展震惊了北平美术界。画展开在体面的中央大饭店，请柬上印有齐白石的题词，来宾“有名流钱运生，瞿孟特，邵逸轩，林宝馨，宣永光，赵梦朱及各国使馆多人往参观”，各大报纸大版面连续报道他的画展。观众达千余人。

“当这画展在北平如春笋怒发的时候，于中国画绘的山青水绿佳人才子，及西洋画绘的女人大腿之外，忽然来了一位专绘大众生活的写实大家蒋兆和君”。

“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力，深刻的笔意，将一切一切的暴露出来”。

这些是报端发表的民众、美术界对画展的评价，是作品使蒋兆和获得艺术的成功。

1936年，蒋兆和明确了他的绘画方向，找到了实现徐悲鸿提倡“走写实的道路”的具体方法。后来他总结自己的艺术是“为民写真”，而在当时他的语言是“真实的情感，从不掩饰”。

此时，蒋兆和充满了抱负，他在北平竹竿巷租了房子，重新成立画室。1937年7月3日华北日报一则消息：“在中央饭店举行展览后，颇博各界好评，兹应一部分爱好艺术之青年所请，特在东城竹竿巷丙字三十四号，设立画室，连日前往报名者，颇为踊跃，定于下星期一（五日） 开始上课，如有爱好艺术，愿从蒋氏研习者，今后仍可前往接洽云。”在“爱好艺术之青年”的群体中就有后来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张启仁，有后来担任四川南充文工团团长的郑红雨。

1937年7月5日，距离卢沟桥事变只有两天。7月5日的竹竿巷，聚集了一群热爱艺术的热血青年，他们观摩，他们讨论，表现西安事变的《啊快看好消息》，就是他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谁也不会想到，两天之后，日本鬼子打进了北平城，北平城乱了，大难落到了每个家庭。

“一篇化名为‘燕京人’所作的《流亡记》，描述了1937年8月3日其坐洋车从西直门出城后一路上的见闻：路旁沟内有许多被雨水淹没的死尸，警察署空无一人，屋旁添了几座新坟和未掩埋的棺材。‘到了海甸，看见家家都悬日旗，多是纸做的，上涂一大红点就算了。到此才真真觉得是做了亡国奴’”。（袁一丹：沦陷时期的燕大）

最先匆匆离开北平的是崇拜蒋兆和绘画的“小兄弟”李文，因为他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抵抗日军的二十九军撤退，局势十分紧张。李文告别蒋兆和，于是蒋兆和为他画了离别画像《男儿当自强》。

紧接着，机关、高校内迁。四大名医萧龙友的家庭也乱了。两个儿子、女婿都随学校、机关迅速南下。女儿萧琼坐不住了，一家子都赶快走吧。于是萧琼先去天津探路，结果到了天津铁路断了，无奈又辗转回来了。

1937年6月至7月7日前，还曾有北平漫画展、四友画展、蒋兆和画展等近30个团体与个人的展览在中山公园举办。7月7日后，报端只报道了李志鹤、张碧凤、罗泽农三个个人画展“仍在中山公园举行”。曾经的热闹喧嚣突然变得寂静了。

蒋兆和画展，“闻此次闭幕后，不久将在中山公园、太庙等处，继续展览一二次云”（《华北日报》，1937年6月19日）。紧张变幻的环境下，蒋兆和的展览不能再继续了。

蒋兆和的画室刚开课，由于北平局势的动荡，学生们散了，不得不停课了。

刚在北平创出成绩的蒋兆和又因战争受到重创。举目无亲的他，感到了“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回四川？没有他可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回上海？北平连天的报纸，登着日军猛烈轰炸上海的消息，8月24日：“宁军弃尸百余具。”8月26日：“日军猛烈进攻沪闸北。”9月6日：“沪日陆海空军开始总攻。”9月14日：“日军占领沪市政府。”他最眷恋的第二故乡上海沦陷了。悲愤，痛苦。他说：“于斯之际，倍觉凄凉，天地之大，似不容我，万物之众，我何孤零。”

敢往哪里走？可以往哪里走？跟随谁走？一个无业“流浪者”，身上又变得身无分文。房租交不起了，何谈一张火车票。他茫茫地走在路上，眼前是“插着日旗的一户户人家”，他走进胡同，走进一户人家。

西城饽饽房八号，一个老式的四合院。这是画家萧淑芳的家。1937年8月，萧淑芳正准备与先生去英国留学。萧淑芳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父亲萧伯林是铁路上的一名医生。母亲李志芬是典型的具有中华民族妇女优秀传统品质的贤妻良母，她共养育了7位千金。萧淑芳排行老五。1929年，萧淑芳到南京中央大学进入徐悲鸿画室做旁听生。那个时候蒋兆和正在教授图案课。一个在京城开画展名声鹊起，实际又是个现实很落魄的画家走进了饽饽房八号，萧淑芳的家。

蒋兆和留下回忆：“她家有间画室，我就住在她家。在她家我做红烧鱼……”点滴的，却是那么温暖。

90高龄的萧淑芳女士第一次见到蒋兆和的女儿，立即拿出蒋兆和为她作的画像。当蒋兆和的女儿拿出一张遗失作品《箫声悠悠》的照片时，萧老连点头，露出甜蜜的微笑，说画的正是她。

沦陷后北平城内弥漫着恐惧沉闷的空气，那“家家户户”挂着的日旗证明了百姓的“隐忍”。饽饽房八号院内散发着悠然的轻松的空气，从蒋兆和在那段时间给萧家留下的作品《萧伯庄》像，两幅《李志芬像》，两幅《萧淑庄像》，以及四幅水墨创作，足以体会出蒋兆和曾经得到的“温情”与“温暖”。

两幅《晚景》，一幅，萧淑芳从被画者的右侧画，另一幅，蒋兆和从被画者的左侧画，时间是1937年9月，地点在萧淑芳家的画室内。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无路可走的困顿日子里，蒋兆和得到著名画家萧淑芳的父母的关爱与帮助。关起门来，外面的动乱，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正是这种温暖让他能够继续他的艺术。蒋兆和走了出去，在朝阳门外，他速写战争难民，他画了他们。《卖花生》《卖花女》《晚景》《拾煤核》等等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以独特的绘画方式表达对难民的同情。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略造成的难民在北平逐日增多。绝大多数的北平画家没有离开北平。1937年10月3日的晨报报道“北京赈灾书画展览会定下月十日在中央公园开幕”。

1937年11月9日《晨报》有如下报道：“河北新正委员会，前于未经改组时，曾经发起征集时贤书画，公开展览，售款助赈，一以拯救灾藜，一以表现中日提携之精神与成绩，故日来应征者极多。书画展览会昨日召开评议委员会，届时到会委员寿石工、金潜厂、徐燕孙、汪蔼士、钱桐、陈半丁、惠孝同、杨潜厂、赵梦朱、滨本一人、魏子丹、李壮飞、朱西苓、高肯山、白沅亭、张伟生等，评议作品300余件。”

1937年11月17日《晨报》又报道：“赈灾书画展售品甚多 昨日特务机关山琦中佐又订购穆缤华之仕女等件。李壮飞、魏子丹、钱桐连日在场。”

1937年11月11日《新北平》报报道：“赈灾书画展览昨日开幕展品3000余件，订购者已达3000余元。市长江朝宗，维持会顾问西田耕一氏昨下午到会参观。”

媒体所言的“中日提携之精神”，“关山琦中佐又订购”，“市长江朝宗，维持会顾问西田耕一氏”日伪大官们到会参观，明明是日军侵略了中国，才造成了难民，反倒在中国百姓面前摆出“友好”、“慈善”，恰恰证明了日本侵略者掩盖其侵略的“欺骗性”。

而媒体报道的“3000余件”展出捐资，才体现出民族灾难面前沦陷区文化人的浓厚“同情”。

我想无论是萧伯林夫妇对蒋兆和的关爱，还是蒋兆和对难民的同情，还是北平书画界的同仁们对难民的捐助，都可以归于“同胞情”吧。

那《流亡记》中所描述的门外“家家都悬日旗”，门内，却是炙热的“同胞情”。他们以炙热的“同胞情”做出“隐忍”下的“抗争”，他们的品质无疑是可贵的。

来源：蒋兆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