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日，“不尽丹心蒋兆和诞辰110周年纪念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了一幅名为《大洪水》的作品。这幅3mx2.7m的大型宣纸水墨是蒋先生创作于1947年的作品，此前一直流落于海外，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收藏，通过各方的努力，这幅杰作终于得以回国展览，使中国观众有幸欣赏到了这幅震撼人心的作品。

这幅画的历史可谓曲折1947年蒋先生创作的这幅画，在完成之后不久就流落到了海外，1951年在梵蒂冈举办的“传教士寻访各国宗教艺术展览会”上，这幅作品被康斯坦丁卡西涅利先生购得。1995年，卡西涅利先生按照他已故妻子的遗愿，把这幅画捐赠给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此后一直悬挂在总部的入口处在梵蒂冈为这幅作品开具的购买发票上，画家的名字被写成了“ChangChao-ho”，然而在画作上，并没有画家的签名，因此长期以来国外的机构和收藏家一直不知道这幅作品的作者是谁最终经过意大利和中国的若干研究机构学会的调查辨认，得以确认这幅水墨的创作者正是蒋兆和先生。

在被这幅失而复得的作品震撼的同时，我不禁想问，蒋兆和先生为何会在1947年创作这样一幅作品？这幅《大洪水》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其所表现的到底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艺术的虚构？笔者在此提出几种猜想：假设这幅作品是蒋先生对某次洪灾的真实记录，为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点：

其一，1947年前后在中国境内有无洪灾；其二，如果确有洪灾，那么发生洪灾的区域与当时画家活动区域是否重合。

笔者因此查阅了《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国历史大洪水》等资料，发现在1947年前后中国境内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洪灾，只有在1946年安徽等局部地区有小型洪灾发生，但这些地区又都与画家活动轨迹不符合因此这幅画应该不是一次真实洪灾的记录。

那么是否有可能是画家曾经历洪灾或听人讲述洪灾经历，并于1947年根据记忆创作了这幅作品呢？

通过对蒋兆和生平事迹的深入研究，并对比《中国水灾年表》等资料，笔者找到蒋兆和有可能经历的洪灾，分别是1920年的重庆水灾，1931年的江淮大水及1939年京津地区洪灾。

重庆水灾发生于1920年，根据《中国水灾年表》记载，岷江、沱江、涪江和乌江于该年发生严重水灾，沿江20余县受灾较重，四川潼南县淹死千余人潼南县与蒋兆和的家乡泸州相邻，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年，年仅16岁的他只身离乡流浪，我推测也许与其家乡这次的水灾有关。蒋兆和可能经历的另一次洪灾是1931年的江淮大水，当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同时发生洪水，影响范围极广，南至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到四川盆地这次水灾被认为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仅长江流域泄洪区的死亡人数就高达14万5千人。1931年，蒋兆和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上海南京等地，正与江淮大水的受灾区相吻合第三次严重洪灾即1939年的京津地区大洪水，北京西部昌平、三家店一带受灾严重，蒋兆和从1937年之后便定居北京，从时间上看应该是经历了这次洪水的。

总之，从四川到江淮，再到京津地区，这些蒋兆和生活过的地方都曾经先后发生过严重水灾，并且在时间上也符合画家的人生经历因此，画家亲身经历或曾听人转述过水灾情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些经历见闻，很可能是蒋兆和创作《大洪水》的素材来源然而，这几次些洪灾都不发生于1947年，那么194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样的契机触动了蒋先生于当年创作出这样一幅的作品呢？我做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推测：

其一，是1947年的花园口大堤合龙这件事还要追溯到1938年，当时侵华日军攻陷了徐州，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责任推到日军头上，对灾区百姓也说是日军炸毁大堤美英等国舆论也纷纷谴责日军抗战结束之后，这件事情的真情才被慢慢披露出来那这件发生于1938年的决口事件与1947年的画作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联系就是1947年花园口大堤的修复合龙这本该是一件喜事，然而却勾起了全国人民对这一惨痛灾难的记忆，众多媒体也开始陆续披露当年决口事件的实情由于当时报纸广泛的报道，我们有理由相信，蒋先生在1947年是了解这一事件的，当年黄泛区的种种惨状重新被提起，无论其在心理上将这场灾难归咎日军的轰炸还是国民政府的错误决策，都不能改变这次惨痛的灾难是一场人祸的事实，众多媒体的报道追诉，有可能激起他以这一事件为背景进行创作的热情，选择这次事件作为自己画作的表现对象，也符合他作品一贯的悲剧色彩和人性关怀。

我做的第二种猜测是，《大洪水》这幅作品是蒋兆和为基督教会创作的一幅宗教画这一题材是天主教艺术的传统题材，蒋兆和本人虽然不是教民，但在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曾经与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有密切交往，青年会的不少人都是他的朋友。例如，青年会有一位叫舒又谦的干事，很喜欢蒋兆和的作品，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蒋兆和，两人因此成为亲密的朋友，后来两人与其他几位友人在颐和园游船时发生事故，舒又谦在事故中去世，蒋兆和为其写了一篇追悼的文章《三溺士与四共生》，该文发表在1940年第83期《立言画报》上，之后蒋兆和又在青年会举办义卖，为舒又谦的家属筹款除此之外，蒋兆和与基督教还另有渊源，1946年蒋兆和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他通过学生郭明桥认识了音乐家江文也，蒋江二人成为好友，当时江文也正在为天主教会谱写圣经歌曲，初版的江文也《儿童圣咏歌集》封面正是蒋先生创作的，江文也在了解了蒋兆和的生活困境之后，就介绍他与雷永明神父相识雷永明神父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1931年来到中国传教，现在天主教通用的思高版中文圣经，就是由雷永明神父偕同他的助手们于1968年翻译完成的雷永明认识蒋兆和之后，邀请他为方济会思高圣经学会绘制几幅圣经故事，为生计所迫，蒋兆和当即就答应了，这幅《大洪水》以及另一幅《圣母玛利亚的悲哀》应该就是当时受雷神父之托所做，后来也应该是思高圣经学会将这批作品送至意大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这幅作品是应教会所托创作的，并于1951年传教士寻访各国宗教艺术展览会上被拍卖，但我认为，蒋先生在创作这幅画时，绝非是简单描绘了旧约中大洪水的故事，其应该是融合了中国的大洪水传说的元素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创世纪第七章》记载的大洪水：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永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然而《论衡谈天篇》中记载的大洪水传说是这样的：

“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旧约里这个大洪水的故事讲的是人触怒了神，作为惩罚，神用广泛而汹涌的洪水湮灭了人类，只有极少数被神挑选出来的人存活下来，成为第二次大繁衍的根基和种子这个故事里，主体人物是男性，同时包括——方舟等元素，在寓意方面，旧约里的大洪水代表着毁灭的力量，但背后有新生的希望，同时洪水也代表着神的惩罚，实际上是人对自我原罪的反省；中国的传说是一个神为权利相争的故事，而争斗的结果是世人的苦难，在这个故事中的主体人物是女娲，作为母性慈爱和人类拯救者的象征蒋兆和的画作中，主体人物正是女性，在灾难造成的一片混沌之中，唯一坚强屹立的正是一位母亲，是这位母亲扶老携幼，充当着保护者和拯救者的角色，这一点无疑与中国的传说相合而与圣经中的传说相悖。此外，与圣经中的故事相比，中国的大洪水传说有更强的悲剧色彩——人类在面对更强大的对象时，对其所作所为的后果无计可施，只能忍受灾难性的后果，祈求拯救者的出现其中的痛苦与无助跟蒋兆和作品中一贯所有的对世人的悲悯情怀契合，具体到《大洪水》这幅作品，我们在画面中也看不到任何基督教式的原罪感，也没有灾难背后的新生的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壮之情，在末日般的灾难之后，侥幸存活的人不得不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似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却又不得不为生存挣扎，这也正是战火之中的中国百姓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是流民图等作品悲剧情怀的一种延续。

至于为何这幅本应是为教会创作的《大洪水》完成之后却与原本的圣经故事情节有相违背，反而与中国的大洪水传说更贴近，是画家有意为之还是由于学识背景的偏差造成的，有待笔者的进一步考察。

综上，笔者认为，创作于1947年的这幅《大洪水》既不是一幅单纯的宗教题材画作，也不是简单的真实事件的记录画家很可能是由于1947年花园口大堤合龙事件的触发，结合中国传统神话中大洪水题材所具有的隐喻性质来抒发自己的胸臆那就是对战争之下普通民众痛苦生活的同情，对人在面对巨大灾难时无助与渺小的痛心，这也是蒋兆和一贯擅长表现的题材。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