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学人郭味蕖——读《郭味蕖艺术文集》

郭味蕖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上富于原创精神的中国画家,也是著述宏富的文史学者,但他在文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为其画名所掩。未能充分为当代学界尤其是美术史论界所认知。郭味蕖还是艺术文物的收藏家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诸多因素的互补,成就了他在20世纪中国当代美术事业中的艺术成就和学术造诣。

郭味蕖,1908(戊申)年生于山东潍县。

有清一代。山东潍县是人文荟萃之地,清初古文辞大家周亮工。扬州画派代表人物郑板桥做过潍县县令。到清末陈介祺更以其收藏和学术成就深刻影响了当地文风,名门望族的郭家先人与他们都有往来。郭味蕖的曾祖父郭恩观与陈介棋为知交他们共同营造了清代后期潍县地区浓郁的人文环境。

郭味蕖的学术成就和艺术造诣与潍县地区历史文化环境。特别是与陈介祺的影响有文脉传承关系。

在绘画方面。郭味蕖的两位美术启蒙老师,小学时的丁东斋。中学时的刘秩东。都是当地画家刘嘉颖(石芙)的学生。刘嘉颖则是由于早年曾有机会临幕陈介祺的书画藏品而获得绘画成就的。

郭味蕖与陈家更深一层的关系是他的夫人陈绮是陈介祺的玄孙女。能诗文。由于这层关系使郭味蕖得以亲炙陈介祺的部分收藏和遗著。并在治学和著述方法上得益于陈介祺和他同辈的金石学者。

陈介祺(1813至1884年)字寿卿,因所藏有曾伯果篮,名其室为宝篮斋。后即以篮斋为号。晚号海滨病史。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九年丁父忧。遂不复出。

陈介祺为晚清时期海内最大的收藏家。也是书法名家。其鉴识受阮元影响。并得外舅李璋煜之传授。史称“金石砖瓦。靡不搜罗。赏奇析疑。老而弥笃”。

陈介祺对文物考古。特别是金石学的研究具有开放的历史胸怀和审美眼光。更重要的是基于广博的文物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形成的鉴识能力。陈介祺的文物收藏在清代被视为全国第一,著名的重器毛公鼎和邢人女钟等即出自陈介祺的收藏。他的收藏除青铜器外,更旁及汉画象、林印、瓦当、陶文、砖文等方面,开辟了文物收藏和研究的新领域,这一点对郭味蕖的学术研究深有影响。

陈介祺与同时代金石学家徐同栢、刘喜海、吴式芬、吴云李佐贤、潘祖荫等交往密切共同推动了清代末期金石学的兴盛。为20世纪文物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郭味蕖的研究著述广泛涉及金石学建筑、雕刻、古代版画史、民间年画,以及古今书画家的个案研究、美术作品评论等多个方面,有些发表于报刊。未曾结集。有的则是研究多年,几经修改,而未及最后定稿。多领域的涉猎使郭味蕖有条件从新的高度把握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 

20世纪40年代。郭味蕖在山东曾致力于青铜器研究。著有《殷周青铜器释名考略》《说镜》《镜文考释》等。郭味蕖也曾购藏过三代两汉青铜器,不幸毁于十年动乱。而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还可以见到其藏品的踪迹。如1959年作《繁荣昌盛》中影拓的西周铜盘。1962年作《吉金瑞花图》中的商周尊、邵,西周蹄足国腹鼎、汉双鱼盆。其购藏的青铜器中以铜镜为最精。青铜器名称、功用、性质的研究论定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墓础。

由于传统的断裂,汉代以来对三代彝器名称每多臆断。宋代繁荣和清代学者作了很多考证,纠正前人的误读。陈介祺对器物定名有很多独到见解,如辨古人对彝、敦、篮的误释,已为学界所认定。郭味蕖文中引陈介祺见解:“器铭仅‘作宝彝‘三字者。篮斋以为古之市鬻器”。说明西周后期青铜器出现商品化现象。这是很有见地的。郭味蕖在他的长文中除徽引《博古图》《西清古鉴》等文献之外,多处引述陈介祺张廷济等人的青铜器藏品铭文,论证古人之失。作出自己的分析,是一篇重要的青铜器研究著作。但由于写于上世纪40年代,后来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又有了重要进展。而上世纪50年代以后。郭味蕖已倾全力于绘画史的研究,无暇再作补充修改。所以存世的还只是未定稿。

郭味蕖青铜器研究著作更为重要的是《镜文考释》和《说镜》。郭味蕖收藏有战国、汉代以讫唐宋时期的铜镜两百来件。其中有些是购藏的陈介祺遗物。陈介祺以精于传拓著称于世。其《传古别录》一卷即是讲传拓之术的。所以容庚说他“流传拓本纸墨之精古未有也”。郭味蕖也擅长传拓,他把所藏古镜,亲自手拓,所用的纸张是陈介祺所自制的。薄如蝉冀而有韧性。郭味蕖手拓的铜镜墨色温润层次丰富,图象纤毫毕现。他对每面铜镜详加著录,并考证了铭文、年代、所惜者。但是这些珍贵且艺术价值很高的古镜和一些青铜器皿,均在“文革”初期为街道悉数抄没、毁掉。“文革”之后落实政策以“废铜”名义退回百数十元。宝贵文物毁于无知之辈。令郭家后人无比痛心。所幸郭味蕖手拓图像还都完好保存下来。以后如能精印出版。也是美术史的珍贵研究资料。由于和《殷周青铜器释名考略》同样的原因,两种著作都是未曾付梓的手稿。其中有些内容、论断。今天已有新的认识。如《说镜》中谈及我国最早的古镜是战国镜,近年的发现已把铜镜产生的年代大为推前: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出土有前两千年的铜镜2枚。安阳发现5枚商代铜镜。陕西发现西周素面铜镜,而这些并不影响郭文的学术价值。郭味蕖有关金石考古学的论著代表学界阶段性的学术成果。

1951年,郭味蕖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任职。1953年。又调入美院图书馆负资购藏古代美术品。图书和分类编目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美术学院百废待兴。郭味集在此期间协助蔡仪、王逊进行美术史理论和史料的准备工作。他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开拓。如1954年完稿的《古代建筑与雕刻》。又如1955年陪同波兰留学生苏贝慈考察大同云冈石窟后写的《佛都云冈》,以及1955年完稿的《汉画研究》。这类著述。有著录,也有考证而且富于文采。如《佛都云冈》就十分生动地记述了云冈在上世纪50年代之初的自然环境,重修时的施工情况。同样具有史实的意义。文章记述了当时所见各洞窟的内容,而且敏锐地注意到一些不为一般参观者所留意,如艺术价值很高的小龛。如文末所提及的第21窟逸西外壁的一小龛有释迦出行图……有爬竿和凫水等姿式。……这一小龛的内容非常精采。这是访问云冈的人不太注意就容易看不见的地方。按郭文所讲的,这个小龛应即云冈第50窟,造像内容有菩萨(即释迦)乘象入胎和都卢寻幢等百戏题材。为云冈石窟雕刻的精品。

来源:静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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