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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元旦前夕，吴作人先生告别住了多月的北京医院，回到了花园村家中。他很高兴自己回到久违的环境，并在家中迎接新年。为了他的归来，夫人萧淑芳特意将吴先生的卧室作了调整，调到了一间向阳的、略小的房间。萧先生说：这样暖气可能更足些。当我走进这卧室，顿感阳光扑面。透过玻璃的阳光，全然不像在户外时的那般无力。这天，极冷，好像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而且，有凛冽的北风。吴先生坐在他的轮椅里，微笑地欢迎说：“今天很风凉吧。”大家都笑了。

吴作人先生的幽默是老朋友们都熟知的，殊不知他在患了脑血栓后，反应还这样灵敏，谈吐照样诙谐。大师的幽默，也是大师级的。问及吴先生的病情，萧先生对我们说：“还没有完全好，”没想到吴先生在边上听到后不紧不慢地跟着说：“也不完全坏。”吴先生的视力，因病已大有影响，其中一只几近失明，他戴着眼镜。萧先生说：平时不戴眼镜，照相时戴，因为大家都习惯了他戴眼镜的形象了。这时，吴先生又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不戴眼镜更好看。”又是一片欢笑。

吴先生说：现在的眼睛，怎么也远不出家门了，因为病。所以，吴作人先生目前最关心的，就是将身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萧先生像是在提醒吴先生：“这需要耐心。”祖籍安徽泾县的吴作人先生，童年、少年均是在苏州度过的，所以他对苏州感情尤深。某次，有人问他是何方人氏，吴先生立即答道：“安徽苏州人！”

苏州当然也没有忘记这位优秀的儿子，在苏州著名的罗汉院双塔前，将建起一座《吴作人艺苑》，以长期陈列吴作人先生一生的经典作品。84岁的吴作人仍喜欢听苏州评弹，他还喜欢昆曲，或许，因为他曾留学西洋，他也很喜欢西方的古典音乐。这些，仿佛是他漫长的人生之旅足音的回响……“吴先生在苏州时，住在什么地方？”去过苏州的我问。萧先生说了一个地名，我没听清，那地方好像不怎么有名。吴先生说：“这地方是后来才出名的。”我恍然大悟：“是因为您！”

吴作人先生妙语连珠，满室笑声不断，可是他却说：“因为生病，现在对我来讲，说话是很艰巨的任务。”卧室墙上，挂着吴作人先生早年为萧淑芳先生画的人像，是油画。油画上的萧淑芳，年轻、文静。油画下的吴和萧，此时都已开始走向人生最后的辉煌。那天，看到萧先生细心地为坐在黑色轮椅中的吴先生拢头，不禁怦然心动。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总是会老的，而另一种涵义的生命，却会长葆青春。那情那景，于是总是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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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天，吴作人在布鲁塞尔美术宫的一次画展上，与一位比利时姑娘邂逅，吴作人晚年回忆说：“我们一见钟情。她的眼神令我着迷。”不久，吴作人与姑娘又在另一个画展上相遇，获知姑娘叫Celina Deprez，此后，吴作人以“李娜”汉译之。关于李娜，没有更多的资料。与她同时代的人都已经远去，大约因为两个原因的“忌讳”，没有留下文字的回忆：首先当然是吴作人的回避，作为他的友人自然也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其次是萧淑芳的存在，或许也让知情人踌躇与难言。

在吴作人现有的几种传记中，由家人写作的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关于李娜的相关文字，应该全部来自于传主吴作人的回忆。

吴作人与李娜相识后的恋爱，遭到了李娜姐姐（也是李娜监护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姐夫的父亲曾经到过中国，在他的描述下，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教堂焚毁者”的“野蛮之地”。这里有历史原因，也有信仰的因素。其实，吴作人本人也曾深受其扰。据说，由于他在公开场合与同学们多次散布无神论，因此被负责发放中比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组织取消了奖学金。据吴作人表述，因为老师巴思天也是无神论者，所以，经过巴思天的力争，才恢复了吴作人的奖学金。究竟是什么原因中断奖学金，实情有待考证。吴作人多年后回忆此事，也承认自己的推测仅是“可能”。

1932年5月，李娜与家人再次爆发冲突，离家出走。在朋友们的撮合下，吴作人李娜由巴思天见证结婚，他们先是把家安在了万德金德勒街49号三楼，中国留学生肖淑娴（音乐家，萧淑芳胞姐）、赵梅伯（音乐家）、童第周（生物学家）、吕霞光（画家）、李瑞年（画家）曾去祝贺。后来搬到了交通更为方便的帕热街某所房子的五楼，有了画室、客厅、卧室和自家独用的厨卫。吴作人在那里创作了与李娜有直接关系的《蔷薇》、《窗前》和《李娜像》。这几张画，是吴作人留学时代的代表作。时隔八十多年后，我们依然能通过阅读画面，直接感受到画家对爱人炽热而真诚的爱。

《蔷薇》一画的左下角，吴作人用法文写下“祝我亲爱的李娜生日快乐”。时间签署为1934年3月22日。这应该是此画的创作日期，但极有可能这一天正是李娜的生日。李娜的生年与生日均不明，如以吴作人叙述，1939年李娜去世时年方28岁推断，她或生于1911年前后。1931年他们初遇时，吴作人23岁，李娜20岁。

作为吴作人李娜爱情的重要见证，《蔷薇》最近一次的出现，是在2017年。此画首次出现在艺术品拍卖会上，最终以345万拍出。此时，距此画创作83年、距李娜去世78年、距吴作人去世20年。拍卖信息披露，此画原收藏者为黄显之，吴作人当年在中央大学的同事。

1935年春，吴作人接受徐悲鸿函邀，拟回国就任中央大学艺术科讲师，李娜回到家乡库尔特列辞别久病的母亲，跟随吴作人到了中国。他们住在南京傅厚岗8号，成为住在6号徐悲鸿最近的邻居，直至战争爆发随学校内迁。1937年下半年，吴作人与李娜携带简单的行囊与画具，同吕斯百夫妇乘火车至芜湖，再转乘轮船抵重庆，不久后，在沙坪坝刘家院子安了家。

李娜不会中文，无法用汉语与人交流。1938年冬天，刘开渠、程丽娜夫妇路过重庆，前去拜访。吴作人刘开渠两人聊得开心，李娜、程丽娜相对坐着，她笑笑，另一个她也笑笑，就只能枯坐。程丽娜还记得，那天吴李夫妇请客，有一锅汤、一只鸡。那一只鸡鲜美，味道实在是好，给程丽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另有一说，吴作人将家安置在刘家院子，是因为附近有个钢铁厂，大约技术人员中也有外籍妻子，有为李娜方便交流的因素。

1938年，吴作人组织“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去河南前线，前后长达四个多月。据吴作人家属透露，吴作人与李娜几乎每天都有通信。李娜的每一封信，都是和泪写成。她一边自责自己不应该影响丈夫热爱自己祖国的行动，却又一遍遍请求丈夫早日平安归来。一个完全不懂汉语的外国女人，身在战争时期的异国他乡，在孤独中等待着自己唯一的亲人，其心情之痛苦、之殷切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1939年11月27日，李娜在重庆诞下一子，因产后虚弱，胃痉挛复发于12月21日去世，刚出生的儿子亦在4天后夭折。这是吴作人一生的至暗时刻！

来源：北京日报 吴霖